何耀伟：客观评论历史人物
近年来，历史体裁的书籍成了书市的宠儿，随意逛一逛书店，书架上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传记、历史小说和通俗历史读本，从战国到民国、从正史到野史、从宫廷到民间，琳琅满目的著述让人目不暇接，颇有不知如何选择之感；影视作品中，历史体裁的电影和电视剧也一直“高热”不退，三国戏、明清戏、民国戏等在银幕和荧幕上频繁上演，让人短时间内轮番在各个历史阶段中溯游；各种各样的历史秘闻、典故、争论更是充斥于互联网上，每一个观点都似乎言之凿凿、论据充分，让人有眼界大开之叹。
历史热本是好事。读史可以明智，研读历史也是我国历代学子们的重要功课。在现时代掀起学习历史的热潮，可以促使我们以古鉴今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，这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和进步也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。然而，近年来出现的对历史人物的“恶搞”、“戏说”、不客观评价现象，扭曲历史的炒作、故作惊人的考证、哗众取宠的论调，让许多人特别是一些青少年分不清到底何为真、何为假，将一些书上和戏里的故事当作了历史真实，这对他们历史观的确立，进而对他们人生观的形成和演变都有极大的负面作用，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是极其不利的。
一、光怪陆离的历史“作品”
一段时期以来，文化圈仿佛进入了“颠覆”盛行的时期，对知名历史人物的各种颠覆性言论甚嚣尘上。
最近，有学者编了部《洪承畴传》，认为洪承畴在明末清初担负的使命是使战乱分裂的中国统一、安定下来，这对社会的前进起了积极作用，应属于基本上应当肯定的历史人物，他的主要政绩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安定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。这种所谓的客观评价，让人不知所云。站在现在民族大一统的立场上，似乎这种论调站得住脚，但评论历史人物，能脱离他们所在的时空吗？如果说他是“应当肯定的历史人物”，那么明末诸如史可法之类从容赴死、保卫家园的臣民们都是“可以否定”的历史人物了吗？
崇尚气节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，那些具有高尚气节的历史人物一直是我们不遗余力颂扬的对象，即使洪承畴促进了清朝入主中原的进程，深圳新闻网，在清朝一系列政治、经济、法律改革中发挥过积极作用，但怎能就此抹煞了他的负面历史形象，对他的功过是非又怎能不一分为二地客观看待？
不仅书籍，一些电视历史剧在对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多有失实之处。有的电视剧里，除了故事背景是历史上的某个时间，人物、故事大多是编出来的；还有一些剧目对帝王将相形象塑造方面的把握和处理，与他们在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大有偏差，一部分颇受观众青睐的帝王戏更是犯了对封建帝王隐恶溢美的毛病。这些剧目对一些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和一些重大历史事件，在改编创作上过度虚构，还有的则完全扭曲了历史，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很容易混淆历史，特别是对一些未成年人的消极影响很大。一些作品影响的不仅是孩子们，剧情中不遗余力宣扬的宫廷倾轧、人性颠覆、道德沦丧等等负面因素，会对社会整体历史观和道德观构成不良影响，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养成也是极为不利的。
一般而言，专业的学术著作只是在少数人中流传，对公众的历史教育则更多是通过通俗出版物来进行的，优秀的历史作品和历史剧有着广大的受众群，对历史知识的通俗化、普及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如果大部分历史作品都是这样的残次品，公众又怎能从这些作品中掌握到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？又何以从这些人物身上汲取积极向上的动力？
二、“恶搞”、“戏说”等现象何以产生
除了上文提到的“作品”，现下诸如“大禹有婚外情”，“《四库全书》对岳飞事迹只字不提”，“包公原是‘内衣裁缝’出身，花银子买了个县衙官”等等无聊的考证也不在少数。为何一些人对随意歪曲贬低历史知名人物、把历史人物娱乐化和绯闻化乐此不疲呢？
“恶搞”、“戏说”等现象的产生，与当下社会转型期人们思想观念、价值取向日趋多元有着直接的关系。受传统文化继承、外来文化侵袭、各种文化思潮碰撞等等因素的影响，人们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和变化，一些人在这些潮流中不知不觉迷失了自我，不再注重学术道德，不再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，把“名”和“利”作为动力和追求的目标，也有人随波逐流、不思进取，更有人浑水摸鱼、推波助澜，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和后果。
“恶搞”、“戏说”等盛行还与当下浮躁的学术氛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。关注一下近期相关新闻就可发现，关于学术论文粗制滥造、弄虚作假、剽窃抄袭的报道时见报端。现下快餐文化大行其道，“攒书”竟成了一些人的生财之道，学术功利浮躁之风大有蔓延之势，致使学术泡沫日益膨胀、学术丑闻时有耳闻、学术尊严蒙受玷污，一些有识之士对此痛心疾首，大声呼吁要尽快刹住这股不正之风。出于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的考虑，对于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才，得到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利益，这非常正常。但一些人受浮躁学风和投机心理的影响，丢掉了知识分子严谨求实的优良治学传统，也丢掉了知识分子诚信的优秀品质，一味谋求社会地位、荣誉和物质利益，这就与学术发展的正确道路背道而驰了。
“恶搞”、“戏说”等盛行与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不完善也不无关系。当前一些研究机构、学校等单位将考核体制奖项化、申请资源立项化，使得学术生态呈现出病态的特征，多年来形成的职称与待遇挂钩的僵化考核方法，以及职称只升不降、职称评定与著作数量挂钩的办法，也使急功近利和弄虚作假现象在激烈的竞争过程中自然而然发生了。一些地方和单位“以数量论英雄”，硬性规定评职称和资格要发表论文多少篇、在什么级别刊物上发表、出多少字的著作，一些学术激励机制与评价体系也过分与利益、金钱挂钩，使得一部分人想方设法拼凑文章。如此氛围下产生的作品，又怎能让人对它的质量抱有信心？
无论何种创作都要讲究积累，须“板凳一坐十年冷”，否则一旦急躁就会露怯，一沾功利就会变味。眼下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“重读历史”、一夜颠覆千古佳话的怪事，还有诸如“柳下惠其实并不是坐怀不乱”、“花木兰其实姓朱”等等无聊的言论，其实只是一些人根据支离破碎的有限材料不负责任地“还原”历史罢了，是对历史人物的一种亵渎。更为严重的是，对历史人物的“恶搞”、“戏说”等不客观行为，也充斥着历史虚无主义的阴影，这些作品对人们确立正确的是非、荣辱、善恶标准，认同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，形成共同的理想、信念和追求，都是极其有害的，对于我们民族凝聚力的维护和民族精神的宣扬也是极其不利的。
三、评价历史人物要客观
自古以来，中国人都有追寻和保存历史真相的传统，自司马迁以来，大部分著史者都将真实而严谨的记录下历史真相作为自己的使命。“不虚美，不隐恶”就是班固在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中引刘向、扬雄之言，对《史记》的称赞之语，其原文是“其文直，其事核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故谓之实录”。司马迁在记述和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时，一般不作全盘肯定或否定，而是原原本本记录人物事迹和客观事物发展变化，依据事实给予客观的评价。例如在《李将军列传》中，司马迁虽然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李广的赞扬和敬佩，并且用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来褒扬李广，但对李广心胸不宽、公报私仇的缺点他也丝毫不予以隐讳。“不虚美，不隐恶”要求著史和评论历史人物时要有根有据，而且要求著史者要有求是存真的高尚史德；“不虚美，不隐恶”，也要求记述和评论时要态度严谨，反映事实准确，“不为尊者讳”，对“善”不虚夸，对“恶”不隐讳。“不虚美，不隐恶”的实录精神，数千年来已经成为人们著书立说、评价历史人物的传统。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这一传统也为后代史学家们所弘扬发展，编著了许多留名千古的史学著作，这些都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。因而，现在我们评价历史人物，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对号入座，不能凭借只言片语就对一个历史人物妄下断言，更不能无中生有地凭空想象，肆无忌惮地进行“恶搞”和“戏说”，而要严格联系该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和环境，进行具体分析。一定的时代只能产生一定的历史人物，每一个人都避免不了这样的历史局限性，如果将这种局限性置之不顾或考虑得不恰当，就不能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。
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，都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下进行的，其思想和活动受众多条件的制约，要全面、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，要考察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，一分为二地看待，既不因功掩过，也不因过而抹杀其功。经过数千年来灿烂文明的积淀，许多历史人物已经关系到国人对历史文明的美好记忆，随意“恶搞”、“戏说”历史人物，既可能破坏一些英雄和杰出历史人物的珍贵形象，也会伤害人们千百年来形成的民族感情。这种不良的风气还会损害学者和学术的形象，伤害公众对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们的理解和同情，弱化公众对主导性价值理念、价值规范和价值导向的认同，从而影响到整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和整个国家的社会风气。
制止“恶搞”历史人物，捍卫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阵地，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努力。作者们一定要坚守底线，决不能把学术娱乐化甚至庸俗化；消费者们应坚决摒弃这些不良作品，对之进行口诛笔伐，使其无容身之地；有关部门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，相关职能部门也应严格依法规范管理，对这些不良作品加以约束。如此，这些“恶搞”、“戏说”将会很快销声匿迹，那些被误导的人们则会逐渐正确认识和了解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，而那些曾被曲解和“恶搞”的历史人物也将洗去蒙在其身上的污垢，一如既往成为我们民族记忆和情感中的瑰宝，激励一代又一代国人积极进取、奋发向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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